父親的遺產
今年春天，我臨時回了一趟台灣，參加了父親的告別式。
家人都早有準備，自從臥病在床之後，我們就知道會有這一天，而發生在這個時間點也不是太意外的結果。
他最後的那幾個月，無法做些什麼有效的溝通，我常常不確定他有沒有聽懂別人跟他說的話、或者我們回去看他，他是否認得出來、是否會感到開心。我有時候會想，回去是否仍然有意義，所謂「回去見最後一面」是否只為了滿足還活著的人。
但其實在他生病之前，我們的溝通本來就不算存在過。
我跟他的關係很差，差到即使在他還能自由行走的時候，我們一年也未必會說一次話，在日本工作之後，每次回台灣我們也就是互看了一下、離開時說聲我走了。
最有記憶的大概就是那麼短的時間內我們仍然能吵架，但也不超過兩句，離開時彼此也沒有說過一聲保重。
我們的關係一直停留在我小時候那樣的狀態：排斥、無交流、互不關心。
不同於其他人事物的關係總是變得好快，我與他的時間就一直停留在那，靜止而沒有生命力。
或許早在很久之前，他對我來說就不算是活著。
他離開了之後，我還是跟以前一樣，偶爾會在夢裡面遇到他不講理的樣子，以及讓我感到不被理解的窘迫，一直到醒來的幾分鐘內，我都還覺得他還活著、我還要承受這樣的痛苦。
那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，為什麼自己沒有任何悲傷的情緒，這樣是正常的嗎？
後來發現，他對我就像一張照片，在他死亡之前，我就不覺得他算是活著；而他的肉體消逝了之後，我竟也不覺得他死亡了。
理解權威與規則
我容易將情緒壓抑到受不了，再一次爆發的個性，大概是受到他的影響。
父親生長在一個用當代價值觀看來極為有病的環境，他被教育成認為「生為男性就該被女人侍奉」、「在家庭中父親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」的價值觀。
不同於那個年代「一般」的大男人主義對任何事情都很嚴格，也對自己要求很高、把很多責任攬在自己身上，他單純認為自己是皇帝，享用著父權自助餐。
這樣的價值觀，卻配上一個極為開明的母親，然而小時候沒有話語權、父親也不容許反駁與討論，我只能被迫屈服於地位，與母親忍氣吞聲，導致我從小就對權威與體制深惡痛絕，第一個內建反應就是挑戰它。
為了挑戰權威，就必須要研究體制，因此對於研究規則有源源不絕「負面動力」的我，後來的人生很大程度受益於這個動力，譬如考試、就學、就業，我總是能提前規劃好應對規則的策略，並非是我比較聰明，而是我有一種不可控制的衝動去理解這些規則，雖然常會抱怨，但當我研究透徹了，就自然會成為既得利益者。
但也因為如此，我變得很傾向壓抑，遇到不合理的狀況，總是無法第一時間反應，要醞釀很久、再加上反覆刺激，才會在最後爆發出來，嚇到所有人。
爭辯與創作
父親的教育水準低，但有很強的創作慾。
譬如會自己編輯老歌 KTV 影片、自己上字幕、然後發送給親朋好友，但在我們看來，他只是想要得到別人稱讚。
他很單純，只要有人稱讚，就會拼命去做，但其實不會去管別人是不是喜歡，而且會覺得他做了是一種施捨。
我媽曾經稱讚他一次煎蛋很好吃（因為父親從來不做飯，想讓他多做一點）結果每次拱他，就只會重複那一道煎蛋，不但浪費大量的油，鍋子放著也不洗。
他還會寫一些略長的文章，只是懂的詞彙不多，幾乎每句都會用錯詞，也常會硬把矯揉造作的艱澀文字放在裡面，像是濫用成語的小學生、或是剛讀了新詩就忍不住想要表現的國中生。
他的表達能力差，不單純是因為沒讀書，或者中文不好。有些人家裡長輩雖然書讀得不多，但能言善道、做人處事基本的道理還是懂。但他從來就無法自理一套清楚的邏輯來說服人，甚至連一句完整的句子都說不好。
不只是講道理的時候，就連平常生活，他也是一個不說話的人，平均一個禮拜只會跟家裡說一句話，而且我們跟他的關係並不好，因此當他生病的時候，我們也只能說出最簡單的問候，他的回應只是嗯嗯啊啊，到底是不舒服還是哪裡痛，非得要我媽有耐心地問上幾十次才勉強能知道。
有一次在日本的卡啦OK唱歌，發現居然點得到台灣老歌，我就把自己唱的《風真透》影片傳給家人，原本只是想娛樂一下兩老，沒想到大家都上傳了他們唱的版本，我也被娛樂到了。
父親是一個整年都不會說幾次話的人，而那是我多年來少數聽到他開心的聲音，他連開心兩個字都不會說，只能從他跟著大家一起唱同一首歌而得知。
他的語言組織能力，即使在認知能力全盛的中年時期，都不太能表達自己的需求，家人們總是不知道他為何生氣，我媽受不了跟我們吐苦水的時候總說他像是「番仔」（後來唸書我才知道，這是民智未開，對原住民同胞的歧視字眼）。
而他最要命的是情商趨近於零，因此只知道靠喊罵與地位維持權威。
因為父親不允許被挑戰、也從不溝通，我有無數個日子的晚上都在憤怒與不被理解中度過，常常半夜在腦中模擬據理力爭的對話場景，卻從沒有一次真正成功溝通過。
以致於一直到現在，只要被人誤會，就會勾起當時的不快感，即使只是一個無傷大雅的小玩笑，我都可能會在意非常久，特別是越親近的朋友或家人。
這或許也導致了我有強烈的動機去挑戰不合理的事情，如果當下的口頭溝通無效，我還會進一步構築長篇大論，用文字去反駁對方。
大學的時候在新竹唸書，那時候學校離市區有點遠，因此整天活在網路海巡，每天有人在學校、班級的討論區吵架是稀鬆平常。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基於什麼理由，但父親無疑是我會成為這樣的人的主要原因，這是沒有辦法拒絕的繼承。
有些讀者可能不知道我以前有多愛在網路上筆戰，也不知道我的文風以前根本不是這樣。
某次大學家聚的時候，有一個素昧平生的學長認出我，他馬上說：「啊！你就是那個很愛引戰的 leafwind 嘛！」
隨著年紀增加，人會變得圓滑，而文字的能力就逐漸轉化，被我用來作為創作的工具。
我不知道是這樣的個性幫助了我的創作，又或者是反過來，是創作讓我這樣的個性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出口。
這兩者已經變成是一種共生狀態，無法理清先後順序。
強迫繼承
當我三十幾歲、逐漸發現自己跟他越來越像的時候，我開始無法分辨，究竟是我受到他的管教壓迫下才形成了這樣的性格，還是我體內的基因本來就跟他很像。
他的個性如此壓抑而容易爆發，是因為他也收到了類似的教育？還是他也繼承了類似的基因？又或者兩者都有？
而他這樣的扭曲性格與價值觀，造就了我對體制抵抗的反射思考模式，使得我特別有動機去研究規則。他拒絕溝通的態度，讓我長年累積不被理解的糾結，因此總是忍不住去構築文字間的邏輯。
當然這也不全是父親的影響。如果說他是驅使我的負面動力，那我媽就是向著好的方向的正面動力，否則我無法維持住一個理性的角色。
父親沒有留下財務上的遺產，嚴格來說是我們拋棄繼承了，因為僅有的微薄財產比不上丟掉未知的債務麻煩來得吸引人。但他留在我個性上的影響，不論我喜不喜歡，都像是一種強迫繼承。
他離開的事實，留給我的不是悲傷、不是釋懷、不是惆悵，我甚至沒有辦法解離出特定的情感，因此過了這麼久都沒有辦法寫成文章。
直到最近看了「明室」，羅蘭巴特認為攝影的本質即是死亡，所有的照片都是廣義的遺照。
我才發現自己對他的想法，沒有在肉體橫跨生與死之間的狀態發生什麼太大的變化。因為我們的關係就像一張相片，早就被封印在某一個過去的時間點了。
羅蘭．巴特把照片映射到死亡，而我認為這種早就死去的關係也算是一種照片。
從死亡尋找意義
過去這段時間，每次回來編輯這篇文章，我都會因為沒有一個好的結尾而作罷；現在發現，與其說是文章沒有好的結尾，更像是無法對自己交代。
一直到現在，我都對這個大事件沒有太多悲傷、惋惜、遺憾等情緒，因為跟他陌生又遙遠的距離感，使我無法產生什麼強烈的反應。
這種「沒有反應」，反過來讓他的死亡反而比單純的難過還要複雜地多，我才像是在虛無當中硬要尋找什麼意義一樣，停滯不前。
如果要說有一件事情是我找到的，就是原來自己深受他的影響。其實我一直以來都知道，只是沒有機會、也不想要去整理這些想法。
幾十年來我都視為理所當然的人格，都是他給我的，而他的影響居然如此巨大，甚至大於懂事以後的學校與社會環境。
我無法說這些特質都是好的繼承，但就像每個人一樣，我無法選擇要出生在什麼家庭，因此只能感激、然後接受這就是我。
或許我已經開始接受自己了，所以從今以後，我要學著正視自己的這些偏執，這些不再是從他繼承來的個性，而是我的個性。
照片：251004，Uvanceとどろきスタジアム by Fujitsu